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修正

2026-11-16

本文摘自马倍战律师编著的《污染环境罪辩护策略》,第一章“污染环境罪立法沿革与司法适用框架”,第一节“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修正”。

一、立法修正的时间脉络与关键节点

我国刑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制,经历了一个从附属刑法到刑法典独立条文、从结果犯到情节犯、从“事故型”过失犯罪向“行为型”复合罪过犯罪的深刻演变过程。

1997年刑法颁行前,环境污染行为的刑事责任多依附于《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行政法律的附属刑事条款,实际追诉率极低。1997年刑法典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正式设立第338条,罪名确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该罪构成要件要求行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属于典型的结果犯,司法适用门槛极高。据统计,1998年至2006年,全国每年审理的重大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均未超过10件,与动辄上千件的环境行政处罚案件量严重失衡。

这一司法困境直接促成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对第338条的根本性重构。修正核心是将入罪门槛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罪名相应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调整为“污染环境罪”。这一修改在规范层面至少实现了三方面突破:一是将犯罪结果要件从实害结果前置为对环境的实质损害或危险;二是将行为对象从“其他危险废物”扩展为“其他有害物质”,扩大了刑法规制范围;三是罪名不再限定“事故”语境,在罪过形式上为故意犯罪形态的适用清除了文义障碍。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条在《刑法修正案(八)》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惩治力度:一是将第二档量刑条件从“后果特别严重”修改为“情节严重”;二是增设第三档法定刑,规定四种特定情形下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量刑上限从七年提升至十五年,增幅一倍以上。

立法的三次调整——1997年设立、2011年重构、2020年升格——呈现了从“结果本位”向“行为本位”、从“低烈度惩治”向“高压威慑”的清晰轨迹。辩护律师需清醒认识到,当前司法环境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处于历史高位,但惩治力度越强,程序正义的价值越凸显——程序性辩护的空间也越大。技术性证据的审查、主观明知的抗辩、行为定性的争论,正是辩护律师可以发力的方向。

二、修正前后的核心差异比较

(一)犯罪结果要件:从实害到推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将污染行为对人身、财产的实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立法模式上属实害犯或结果犯。污染环境罪仅要求“严重污染环境”,摒弃了对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结果的硬性要求,转而以环境法益本身的损害或危险作为入罪基准。这一转变使本罪从结果犯转化为情节犯(或准抽象危险犯),入罪门槛大幅降低。实务中,即便未造成任何人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只要非法排放危险废物达3吨以上,即可入罪。

入罪门槛降低,意味着控方的证明负担在“结果”维度减轻了,但在“行为”和“主观”维度的证明要求并未降低。辩护律师应将质证重心从“结果是否严重”转移到“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禁止范畴”和“主观故意能否成立”。

(二)行为对象:从危险废物到有害物质

修正前行为对象为“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修正后变更为“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从“危险废物”到“有害物质”的语词替换,使行为对象从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界定的危险废物为核心,扩展至可涵盖一般工业固废、超标排放污染物等更广泛的物质类型。

范围拓宽意味着“物质定性”成为辩护的第一道防线。辩护律师必须首先审查涉案物质是否确实属于“有害物质”——不能仅因控方指控就默认。对未列入名录的物质,要坚持“先鉴别、后认定”,没有合法鉴定的,应主张控方举证不足。

(三)罪过形态:从过失到故意的结构性转变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的“事故”表述,在刑法教义学上被普遍认为对应过失心态,最高刑七年亦与过失犯罪的通常量刑幅度吻合。修正后罪名删除“事故”一词,条文罪状未明示“过失”要件,为故意(含间接故意)心态的适用预留了解释空间。正是这一规范空间的打开,使“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法释〔2026〕4号第八条)的共犯追责规则获得了构成要件上的逻辑前提。

辩护律师应当坚持“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的立场。对于控方指控的“过失污染”,应明确指出:过失不构成本罪,若控方不能证明故意,则应作无罪处理,不存在“降格为过失”的空间。(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三、罪名修正对司法实务的深层次影响

(一)追诉模式的根本转型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代,侦查机关需在立案前初步证明污染行为与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联,这往往超出基层办案单位的技术能力。修正后,办案重心从“因果证明”转向“行为认定+数量/指标核验”——查清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是否存在,核验危险废物数量是否达3吨、污染物超标倍数是否达标,即可跨过入罪门槛。这实质上是将证明对象从“结果的严重性”转向“行为+状态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侦查取证的专业门槛。

这一转变在降低控方证明难度的同时,也使得控方证据体系高度依赖技术性证据(鉴定意见、检测报告、监测数据)——而这些证据恰恰是程序瑕疵的高发区。技术性证据的审查应作为污染环境罪辩护的核心战场。(详见第五编)

(二)主观要件认定的实务转向

修正前“事故”语境下,过失心态为追诉常态,办案机关较少面临共犯追责及主观证明难题。修正后,间接故意为主要追诉形态,主观明知成为认定关键。然而实践中,行为人很少直接承认“明知污染后果而为之”,办案机关只能依赖客观事实进行推定。法释〔2026〕4号第八条对“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提供或委托处置”的行为以共同犯罪论处的规定,实则是对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在共犯认定中的具体展开。

推定规则的“可反驳性”是辩护的核心突破口。座谈会纪要虽列举了八种推定情形,但推定“可以认定”而非“必须认定”,且“有证据证明确系不知情的除外”。环评文件遗漏、信赖保护原则、认知能力不足等,均可作为推翻推定的有效反证。(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

(三)罪名竞合的处理框架

修正后罪名调整及量刑升级,使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非法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之间的竞合问题更加频发。法释〔2026〕4号第九条明确“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确立了从一重处断的基本原则。

污染环境罪的适用并非“排除其他罪名”的专属罪名,而是与关联罪名形成竞合关系下的选择性适用规则。辩方应审查各罪名的量刑轻重,主张适用处罚较轻的罪名。(详见第一章第四节)

【本节要点提炼】

·  1997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结果犯,年均案件不足30件;2011年改为“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大幅降低;2020年增设七年以上量刑档,最高刑升至十五年。

·  本罪系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本罪。第338条通篇无“过失”二字,座谈会纪要关于未遂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关于共犯的规定均以“故意”为前提。

·  技术性证据审查是辩护核心战场。追诉模式转向“行为+指标”后,控方证据高度依赖鉴定意见,程序瑕疵频发,为辩方提供了丰富的质证空间。

·  推定规则的可反驳性是主观辩护的突破口。座谈会纪要八种推定情形均可通过反证推翻,环评文件遗漏、信赖保护、认知能力不足等均可作为有效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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