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马倍战律师编著的《污染环境罪辩护策略》,第一章“污染环境罪立法沿革与司法适用框架”,第二节“现行核心适用规范梳理”。
一、规范体系的总览框架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涉及一个由《刑法》条文、司法解释、生态环境法典、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等构成的层级化规范体系。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这一体系,是办案实务的起点,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关键。
表:污染环境罪适用规范层级与应对策略
层级 | 规范名称 | 核心功能 | 应对策略 |
第一层级 | 刑法(第338条) | 罪名、罪状、法定刑的基本框架 | 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后防线——任何规范不得超越条文字义 |
第二层级 | 司法解释(法释〔2026〕4号) | “严重污染环境”“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量化标准 | 可质疑解释的合理性,但实务中难以推翻;重点应放在“适用条件是否满足” |
第三层级 | 生态环境法典(前置法依据) | “违反国家规定”的规范指向、行为义务边界 | 强力辩点:区分强制性规范与鼓励性/抽象性规范,唯后者可作刑事违法判断依据 |
第四层级 | 两高三部座谈会纪要(办案指引) | 主观推定、单位认定、未遂等争议问题的统一认识 | 强力辩点:纪要非法律亦非司法解释,不具备强制效力,其中的观点可质疑、可突破 |
第五层级 | 部门规章与技术标准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2025版)等 | 技术标准的合规性是审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二、刑法条文:规范根基与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
(三)致使大量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四)致使多人重伤、严重疾病,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死亡的。”
该条文从三个维度构成本罪的规范基石:其一,“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要件的第一门槛,将本罪定位为行政犯,其前置法指向生态环境法典及相关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其二,“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是实行行为的三元类型,具体内涵需结合司法解释及技术标准进一步界定;其三,三档量刑梯度的入罪与升档条件,依赖司法解释予以量化。
逐项解读:
第一,“违反国家规定”。这是行政犯的典型标志。应首先审查:控方是否证明了行为人违反了哪一条具体的“国家规定”?援引的是抽象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原则性条款(如“坚持预防为主”)和鼓励性条款(如“鼓励采取有效措施”)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违法判断依据。(详见本章本节“四、生态环境法典”部分)
第二,“排放、倾倒或者处置”。三种行为类型中,“处置”的认定争议最大,也是最有力的突破口。单纯的“提供/委托”不等于“处置”;单纯的“贮存”不等于“处置”;污染物未与环境接触的,不构成“处置”。(详见第五章)
第三,三档量刑的适用条件。应逐级审查:是否符合第一档入罪标准?是否符合第二档升档条件?是否符合第三档最高档条件?各档之间是递进关系,控方必须逐级证明。应首先守住“不入罪”的第一道防线。
三、司法解释:法释〔2026〕4号的审查要点
法释〔2026〕4号是当前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最直接、最核心的量化规范依据。该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6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于2026年1月至2月通过,同年3月30日起施行。作为对法释〔2023〕7号的修正,本次修改有四处重点,均与办案实务直接相关。
(一)“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第一条)——逐项审查要点
该条共列举11种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是入罪判断的核心标尺。
第一项(重点保护区排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不要求数量或超标倍数,行为加区域即可入罪。审查要点:须核实“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是否经有权机关正式划定并公告,未经法定程序划定的区域不宜适用本项。
第二项(危废3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危险废物的认定依据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及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3吨为累计数量,不要求一次行为达到该数量。审查要点:危废认定是否合法?数量累计是否正确?混合废物的数量折算是否合规?泥土等非涉案物质是否已扣除?(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第三、四项(重金属超标3/10倍):第三项针对铅、汞、镉、铬、砷、铊、锑等一类重金属超标3倍;第四项针对镍、铜、锌、银、钒、锰、钴等二类重金属超标10倍。审查要点:超标倍数的计算基准为“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应适用更严格的地方标准。监测数据的采样、检测程序是否合规,直接影响超标倍数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第五项(逃避监管方式):“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大气应急排放通道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的,直接入罪。审查要点:“逃避监管”是否确实成立?排污设施是否系历史遗留、行为人不知其隐蔽构造?过失不构成隐蔽排污。(详见第五章第四节)
第七项(监测造假——2026年修正重点):原2023年解释规定为“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2026年修改为“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审查要点:行为人是否属于该主体范围?篡改、伪造行为是否确实发生?同时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从一重处断——可主张适用处罚较轻的罪名。(详见第一章第四节)
第八项(前科累计):“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此类行为的”,直接入罪。审查要点:前科必须是“同类行为”的前科——若前科涉及的是其他类型的违法行为(如噪声污染),对当前污染环境罪主观故意的推定力较弱。
第九项(财产损失30万):“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审查要点:损失计算是否准确?评估鉴定费、虚拟治理成本、修复费用等不应计入公私财产损失的项目是否被不当计入?(详见第十四章第二节)
(二)“情节严重”与七年以上量刑档的适用(第二、三条)
第二条规定了11种“情节严重”情形,对应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条规定了4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三档逐级递进,控方必须逐级证明。应首先守住“不入罪”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第一档成立后,才进入第二档、第三档的审查。(详见第十四章第一节)
(三)“修复从宽”条款的重大修改(第六条)
第六条是本解释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条款,2026年修改时删除了原有限制性条件,现条文为:“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行为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运用要点:第一,修复从宽已与认罪认罚“解绑”。当事人在作无罪辩护的同时,可积极开展生态修复——修复行为本身即可作为独立的从宽情节。第二,三个梯度逐级递进:一般从宽→不诉/免刑→不作为犯罪处理。应引导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即启动修复,争取最大从宽效果。第三,修复的及时性、有效性、全面性是法院审查的核心要素。应确保修复措施有实质性效果,并全程留痕。(详见第十四章第三节)
(四)共犯与竞合规则(第七至九条)
第七条明确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废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污染环境罪定罪,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从一重处断。第八条规定明知他人无证而提供或委托处置危废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九条规定同时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从一重处断。
第八条的适用关键在于“明知”的证明。可主张:若委托方已尽到合理的资质查验义务、支付了市场正常价格,但因受托方伪造资质而受骗,则因缺乏主观明知而出罪。环评文件遗漏危废识别时,企业依环评处置可主张信赖保护。(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第六章第一节)
四、生态环境法典:前置法源的运用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该法典共五编1242条,分别是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十部单行法将同时废止。
(一)前置法源从分散走向统一
污染环境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其刑事可罚性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此前的前置法分散于30多部环境法律和100多部行政法规之中,规范交叉、标准不一的问题频发。法典将分散规范按环境要素分类整合,统一了法律概念、消除了规则冲突,为“违反国家规定”的判断提供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依据。今后认定“违反国家规定”只需检索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对应规范,无须再跨越多部单行法——这为精准审查控方援引规范的准确性提供了便利。
(二)强制性规范的甄别规则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规范并非均可作为刑事违法的认定依据。法典中的实体规定可分为三类:抽象性规范(如“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的原则性规定),仅具宣示意义,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鼓励性规范(如“鼓励在设计、生产、使用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未设定强制性义务,同样不得援引入罪;唯有强制性规范(包含“禁止”“不得”“应当”等表述的条款),方构成污染环境罪前置违法的规范起点。
应首先审查控方援引的是哪一类规范——若援引了抽象性或鼓励性规范,应主张不构成“违反国家规定”。
(三)危险废物定义的法典化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二十八条明确:“本法所称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据此,危险废物的认定逻辑形成“双重路径”:第一重是“名录路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直接认定为危险废物;第二重是“鉴别路径”——未列入名录、但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须依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进行鉴别。
应审查控方是否走对了路径——若涉案物质未列入名录,控方是否完成了危险特性鉴别?若未鉴别,应主张不能认定为危险废物。
(四)法典施行的时间效力问题
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对施行前发生的行为,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关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及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七条“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之规定,应适用行为发生时的单行法规定。但对施行后发生的行为,必须直接援引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对应规范作为“违反国家规定”的判断依据。
办案中应特别注意区分行为时间节点,避免控方错误适用法典。若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前,控方援引法典规定的,应主张适用行为发生时的单行法。
五、座谈会纪要:可质疑的规范依据
2019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高检会〔2019〕3号)。该纪要的规范性质与效力层级需要首先澄清:座谈纪要并非法律,亦非司法解释,在规范层级上属于办案指引或工作参考文件。其中的观点“是可质疑的”,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并不受其拘束。
运用要点:
第一,纪要不能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可主张:纪要对个案不具有拘束力,法院不应直接援引纪要作为裁判依据。
第二,纪要的“推定”规则可以突破。纪要关于主观明知的八种推定情形,“可以认定”而非“必须认定”,有权提交反证推翻。
第三,纪要关于未遂的规定应严格限缩。纪要称“可以污染环境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不等于“应当”,可主张原则上不存在未遂形态。(详见第七章第一节)
第四,纪要关于缓刑、免刑的限制适用同样不具有强制效力。“一般不适用”不等于“一律不适用”,可论证个案存在例外考量因素。(详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六、部门规章与技术标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武器
在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认定中,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承担着将刑法条文中的“有毒物质”“危险废物”等规范性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事实认定标准的职能。技术标准是控方指控的“科学依据”,但也是攻击的“程序软肋”。控方引用的标准,同样可以审查其是否被正确适用。
(一)《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2025)
“三步判断法”:判断是否属于目标产物/副产品→判断是否符合产品标准→判断是否用于原始用途。三步之后仍属于固体废物的,方可进入危废鉴别程序。
切入点:若涉案物质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用于原始用途,则不构成固体废物,进而不能认定为危险废物。这是“对象不符”出罪的重要路径。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
2025版名录注释第一条明确:名录所列物质均应首先依据GB34330确定为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不能依据名录认定为危险废物。
切入点:应首先审查控方是否证明了“固废属性”——未证明的,不能径行认定为危险废物。列入排除清单的物质直接排除危险废物身份——2026年版排除清单共11种物质,应首先核查涉案物质是否在清单之列。(详见第八章第二节)
(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
混合后判定规则:毒性危废与其他物质混合导致危险特性扩散的,整体认定为危废;仅具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的,混合后经鉴别不再具危险特性的,不属危废。
切入点:若混合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应主张整体不属危废,数量不应计入。(详见第八章第四节)
(四)《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
采样程序的合规性要求:网格法、分层法、最小采样份数等。
切入点:采样程序不合规的检测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是鉴定意见质证最常用、最有效的突破口。(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五)《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1998)
该规范由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标准号为HJ/T 20-1998,1998年7月1日实施,目前仍为现行有效标准。规范规定了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方案设计、采样技术、制样技术、样品保存和质量控制,适用于工业固体废物的特性鉴别、环境污染监测、综合利用及处置等所需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切入点:对于工业固体废物的采样,除应遵循HJ298-2019外,还应当符合HJ/T20-1998的要求。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采样方案设计是否合理?采样点位的布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样品制备过程是否遵循了规范中的质量控制程序?若采样制样过程不符合该规范,相关检测报告的样品代表性和数据可靠性将受到根本性质疑,据此作出的认定意见亦不具备证据能力。(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第五节)
【本节要点提炼】
· 规范层级五层框架:刑法条文→司法解释→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纪要→技术标准。各层级效力不同,应善于利用层级张力。
· 座谈会纪要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其中的观点可质疑、可突破。这是主观推定、未遂认定等争议问题上最有力的程序性抗辩。
· 生态环境法典的强制性规范甄别规则:唯强制性规范(“禁止”“不得”“应当”)可作刑事违法判断依据。控方援引抽象性或鼓励性规范的,应主张不构成“违反国家规定”。
· 技术标准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武器:GB34330的“三步判断法”、GB5085.7的混合后判定规则、HJ298的采样程序要求、HJ/T 20-1998的采样制样规范,均可转化为审查控方证据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