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实务区分

2026-11-18

本文摘自马倍战律师编著的《污染环境罪辩护策略》,第一章“污染环境罪立法沿革与司法适用框架”,第三节“环境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实务区分”。

一、法益定位的意义

法益是犯罪构成解释的起点,直接影响构成要件的解释方向、罪与非罪的边界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定位,经历了从《刑法修正案(八)》前后的根本性转变,并在司法实务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核心主张: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环境法益”本身,而非“公共安全法益”。若某行为仅危害公共安全而未侵害环境法益,应评价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其他犯罪;若某行为侵害了环境法益但未危害公共安全,仍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两罪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

当控方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逻辑指控污染环境罪时(如以“对周边居民造成威胁”作为入罪理由),可主张: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是“严重污染环境”,而非“危害公共安全”——控方必须证明环境法益本身受到了侵害,不能以公共安全受威胁替代环境法益的证明。

二、环境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实务区分标准

(一)环境法益侵害的认定标准

环境法益侵害的认定,应围绕“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展开。法释〔2026〕4号第一条规定的11种“严重污染环境”情形中,除第九项“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和第十项“致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外,其余情形均可在“不涉及公共安全实害”的前提下单独成立。上述情形的共同特征是:入罪判断不依赖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实害或具体危险的证明。

以上情形入罪的法理基础是“环境法益受侵害”的推定。可通过反证推翻推定——如证明污染物未实际进入外环境,或在封闭设施中未与环境接触,则应主张法益侵害不成立。

(二)公共安全法益侵害的认定标准

公共安全法益侵害的认定,要求污染行为达到“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程度。实务中,判断污染行为是否侵害公共安全法益,应重点审查以下因素:

第一,行为对象的公共属性。污染物是否排入饮用水源、居民区附近水体、公共场所等与公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环境介质?若排入非饮用水体且与居民区隔离,通常不宜认定投放危险物质罪。

第二,危害传导的即时性。污染物是否直接、即时地进入公众可接触的环境介质?若危害需经多重间接传导才可能危及公众,应定污染环境罪;若直接、即时形成公共安全风险,应考虑投放危险物质罪。

第三,行为人主观认知。行为人对污染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是否具有“明知”且“放任”。若行为人认知范围仅限于“污染环境本身”,对公共安全危害无预见可能性,应定污染环境罪。

若控方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指控,可主张“危害公共安全”须有现实、具体的危险,不能以抽象的“可能危害”替代具体危险的证明。座谈会纪要要求“重点审查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具体、明确的危险或者危害”——这是有力的抗辩依据。

三、典型案例:位占松案

位占松等人多次将废酸倾倒至不同地点,其中一次向石津灌渠(饮用水源)倾倒30余吨废酸。法院最终认定:向非饮用水体倾倒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向石津灌渠(饮用水源)倾倒的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裁判逻辑的精妙之处在于:同一行为人、同一类物质、同一时期实施的行为,因倾倒对象不同而被认定为不同罪名。向非饮用水体倾倒废酸,行为的直接破坏对象是“排干渠水体生态”“砂石料场土壤环境”,属于环境法益;废酸需经“水体渗透→土壤污染→地下水影响”等多重间接环节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不具有直接危险性。向石津灌渠倾倒废酸,废酸直接倒入饮用水源,无需间接传导即可形成“居民饮水风险”,具有“直接危害公共安全”的特征。

位占松案说明罪名界分的核心在于行为对象的公共属性和危害传导的即时性。在类似案件中应重点审查:污染物是否确实进入了“与公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环境介质;危害是否需要经多重间接环节才可能危及公众——若是,则不应升格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四、法益定位对司法实务的核心影响

(一)对入罪判断的影响

若将本罪法益定位于“环境法益独立”,则非法排放危险废物3吨以上即使发生在无人区、未造成任何人身财产损害,亦应入罪——这正是当前司法解释的主流立场。若将本罪法益定位于“公共安全法益”,则上述情形不应入罪。

从实务立场出发,虽难以否定“环境法益独立”的入罪逻辑,但可通过对处于入罪边缘的案件(如危险废物数量接近3吨、超标倍数轻微超过3倍等),以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为理论武器,主张行为“未对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实质威胁”,进而论证“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空间。

(二)对罪名界分的影响

环境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区分,为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分提供了法理基础。污染环境罪以环境法益为核心保护对象,公共安全法益仅为附属或递进层次的保护目标;投放危险物质罪则以公共安全法益为唯一核心保护对象。

当控方指控投放危险物质罪时,应重点审查三个要素——行为对象的公共属性、危害传导的即时性、行为人对公共安全危害的主观认知。(详见本章第四节)

【本节要点提炼】

·  核心立场: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环境法益”本身,而非“公共安全法益”。两罪并列而非包含,控方须证明环境法益受侵害,不能以公共安全受威胁替代。

·  11种入罪情形的法益基础是“环境法益受侵害”的推定。可通过证明污染物未进入外环境来推翻推定。

·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须有“现实、具体、明确的危险”。座谈会纪要的这一要求是有力的抗辩依据。位占松案中向非饮用水体倾倒废酸仅构成污染环境罪,因危害需经多重间接传导才可能危及公众。

·  法益定位的辩护运用:对处于入罪边缘的案件,可以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为理论武器,论证“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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