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马倍战律师编著的《污染环境罪辩护策略》,第二章“污染环境罪归责原则与主观过错认定”,第一节“本罪主观要件通说:间接故意为主要形态、过失排除规则”。
一、罪过形态的立法变迁与争议溯源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面临的首要实体法难题,也是控辩双方博弈的起点。自1997年刑法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来,本罪的主观要件认定便历经多次理论重构与实务调适,至今仍未达成完全共识。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期的通说立场
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理论和实务通说认为其主观方面为过失。主要理由在于:其一,罪名中“事故”一词的表述,在刑法教义学上通常对应过失心态,与“肇事”“失职”等罪名具有相同的规范逻辑;其二,入罪条件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属于典型的结果犯,而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通常以实害结果为限;其三,最高法定刑七年与过失犯罪的量刑幅度基本吻合,与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量刑存在明显落差。因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代,行为人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可能是故意的,但对于造成的严重后果持不希望发生的态度,符合过失犯罪的特征。
(二)《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的争议格局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罪门槛从“造成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删除了“事故”一词,罪名同步调整为污染环境罪。这一修改在规范层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严重污染环境”不再以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实害结果为必要前提;二是“事故”表述的删除,使本罪的罪过形态不再天然对应过失。然而,修正条文并未明确写明“故意”或“过失”,由此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旷日持久的争议,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学说:
1. 故意说
主张本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根据《刑法》第十五条“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338条并未使用“过失”字样,文义上无法得出过失犯的结论。其二,2019年两高三部座谈会纪要明确本罪存在未遂形态,而只有故意犯罪才有未遂,这从规范性文件层面间接确认了本罪的故意属性。其三,将本罪定性为故意犯罪,有助于降低证明难度,避免行为人以“设备故障”“意外泄漏”等借口逃避刑事追责。其四,本罪的行为对象(放射性废物、有毒物质等)具有高度危险性,从事相关行业的行为人对其行为会污染环境具有专业性认知,主观上不可能是过失。其五,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了共同犯罪的追责规则(法释〔2026〕4号第八条),而共同犯罪以共同故意为前提。
2. 过失说
主张本罪只能由过失构成。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从罪刑关系考量,污染环境罪的最高法定刑(七年以上,最高十五年)虽经《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但相较于投放危险物质罪等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仍属轻刑,将本罪解释为过失犯罪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若将本罪解释为故意犯罪,则当行为人故意污染环境但尚未危害公共安全时,仅能判处较轻刑罚,而一旦危害公共安全则升格为重罪,梯度上存在不合理落差。其二,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因疏忽大意、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污染物泄漏的案件,行为人主观上并非希望或放任污染后果发生,若一律以故意追诉,有违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其三,刑法修正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为过失犯,修正后的立法意图不应被理解为将过失形态排除在外,否则将导致修法后处罚范围反而缩小的悖论。
3. 混合罪过说(复合罪过说)
主张本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该学说近年来在理论和实务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喻海松即持此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冯瀚元博士亦从法教义学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证。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本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既包括环境法益本身,也包括通过环境法益间接保护的人身财产法益。根据法益类型的差异,故意对应的是侵害环境法益的行为犯形态,过失对应的则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结果犯形态。其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情形本身就包含了行为型(如非法排放危险废物3吨以上)和结果型(如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两类,前者对应故意,后者对应过失,二者在同一罪名下并行不悖。其三,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污染水域罪明确规定了“过失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亦从故意和过失两个层面规制公害犯罪,域外立法例为混合罪过提供了参照。其四,从刑法体系协调的角度,《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食品监管失职罪(第408条之一)已被公认为涵盖故意(滥用职权)和过失(玩忽职守)两种形态,混合罪过在刑法典中并非孤例。
二、基于法益复合结构与司法解释体系的协调解释
本书主张混合罪过说,认为该学说最能契合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修正精神、司法解释体系结构以及司法实务的操作需求。
(一)法益复合结构决定罪过复合形态
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并非单一面向,而是“环境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复合体。如前文第三节所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11种入罪情形,实质上可区分为“环境侵害类型”与“人身财产损害类型”两类。这就意味着:当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指向“污染环境本身”时,对应的是环境法益侵害型的入罪标准(如非法排放危险废物3吨以上);当行为人的过失心态造成了人身财产损害的实害后果时,对应的是人身财产损害型的入罪标准(如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两种罪过形式在同一罪名下针对不同法益类型分别成立,并不冲突。
(二)司法解释体系的支撑
法释〔2026〕4号第一条的11种情形,从罪过对应的角度可以作如下归类:
故意行为型: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第五项“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的”、第七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的”——行为人明知行为违法且会造成环境损害,仍实施之,主观上系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入罪判断不依赖对实害后果的证明,行为达到法定标准即告既遂。
过失结果型:第九项“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可能是故意的,但对“造成财产损失”这一结果并非希望发生,更接近于过失。若行为人故意以污染手段毁损他人财物,则应评价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或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上述区分在实务中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行为型入罪情形的审查,重点在于行为方式和数量/指标的核实,无须纠缠于行为人对污染结果的“希望”或“放任”;对结果型入罪情形的审查,则应重点证明损害结果与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至少存在过失。
(三)“过失排除规则”的澄清
在混合罪过说的框架下,所谓“过失排除规则”应作如下理解:污染环境罪的过失形态并非指“过失违反国家规定”,而是指“对实害后果的过失”。行为人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本身,必须是故意的——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而为之。若行为人连“违反国家规定”都不明知(如被欺骗、被胁迫),则根本不构成本罪(详见本章第四节)。在此基础上,行为人对环境损害后果或人身财产损害后果的主观心态,可以是故意(间接故意为主要形态),也可以是过失。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过失情形包括:企业违反操作规程处置污染物,因操作不当导致泄漏;贮存污染物的设施因年久失修产生裂痕,行为人应当预见却疏忽大意未予排查;运输危废过程中因捆绑不牢导致遗撒,行为人本应预见却过于自信未加防范。上述情形中,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如操作规程、贮存标准、运输规范)并非不知,而是明知故犯;但对污染后果的发生,并不持希望或放任态度,而是应当预见却因疏忽或过于自信未能避免——这正是过失犯的典型特征。若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将形成明显的处罚漏洞,不符合从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立法精神。
三、间接故意为本罪最主要的主观形态
在混合罪过说的框架下,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且最具争议的,是间接故意的认定问题。
(一)间接故意的规范内涵
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污染环境罪中,间接故意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认知要素”和“意志要素”:
认知要素: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会污染环境。认知内容不要求行为人对污染的具体范围、程度、后果有精确预见,只要求对“行为会污染环境”这一基本事实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
意志要素:行为人对污染后果持“放任”态度——不是积极追求,但也不反对、不阻止,为了生产经营利益或其他目的而听之任之。
(二)间接故意为主的实务原因
污染环境罪之所以以间接故意为主要形态,与犯罪发生的利益结构和行为特征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污染环境犯罪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行为人实施排污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污染环境”,而是为了“节省处置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规避监管检查”。污染后果是行为人实现经济利益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行为人通常不希望污染发生,但为了经济利益愿意容忍污染风险。这种“为利益而容忍风险”的心态,恰恰是间接故意的典型心理画像。
《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过失为主,之后以间接故意为主,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刑事政策的选择——将那些“明知违法仍为之,为了利益放任污染”的行为人从“过失”提升至“故意”层面予以惩戒,以实现更强的一般预防效果。
(三)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界限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意志要素”:
对比维度 | 间接故意(放任) | 过于自信过失(轻信) |
对危害后果的态度 | 不反对、不阻止,为了其他目的而容忍 | 不希望发生,相信能够避免 |
对“避免措施”的依赖 | 无有效避免措施,或措施流于形式 | 有具体、可信的避免措施 |
危害发生的可能性认知 | 意识到可能性较大 | 认为可能性较小 |
利益驱动与风险权衡 | 为利益而接受风险 | 相信风险不会实现 |
举例说明:A企业未安装污水处理设施,长期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河道。A企业负责人明知废水含有重金属,也知道直接排放会污染水体,但为了节省环保投入而放任不管——此系间接故意。B企业安装了污水处理设施,但因操作工疏忽未及时添加药剂,导致处理不达标排放。B企业负责人通常要求严格按规程操作,对本次排放超标在事前无预见——若其对违规操作存在监督过失,可能构成过失;若其明知操作工多次违规却放任不管,则转化为间接故意。
四、过失入罪的规范依据与适用边界
(一)过失入罪的实务真相
在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践中,纯粹以“过失”入罪的案件极为罕见。绝大多数被追诉的案件,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均具有明知——无论是通过暗管排污、篡改监测数据,还是将危废委托无证方处置,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均有明确认知。许多被贴上“过失”标签的案件,实质上仍是间接故意——企业明知治污设施故障仍继续生产、放任排污,属于为经济利益而容忍风险,完全符合间接故意的构成要件。即使个别案件被认定为“过失”,其量刑结果通常极为轻微,且常以缓刑、罚金告终,与行政违法处理的界限已相当模糊。
(二)过失入罪的适用边界
即便承认过失可以构成本罪(混合罪过说),其适用也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过失入罪仅可能适用于司法解释中的“结果型入罪”情形,绝不适用于“行为型入罪”情形。
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四项(重金属超标3倍/10倍以上)、第一条第五项(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污)、第一条第七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行为型入罪情形,其入罪判断不依赖于对实害后果的证明,而是通过行为类型、数量、超标倍数等客观要素完成对法益侵害的推定。过失犯不处罚危险,而行为型入罪本质上是将“危险状态”本身作为处罚对象,故过失在此类情形中不具备归责空间。
过失理论的争议战场仅限于结果型入罪情形——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九项“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和第一条第十项“致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在这类情形中,入罪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前提,理论上存在过失归责的空间。然而,这仅仅是理论空间——实务中此类情形被认定为过失的案例屈指可数。
核心实务结论:对于行为型入罪情形,辩护律师应当坚决主张“过失不构成本罪”,控方必须证明行为人具有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否则即应作无罪或不起诉处理。
(三)过失入罪的严格要件
即便在结果型入罪情形中,认定过失成立也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缺一则不能入罪:
第一,对“违反国家规定”具有故意。行为人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本身,必须具有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而为之。若行为人连“违反国家规定”都不明知(如因环评文件遗漏、被欺骗、被误导),则根本不构成本罪,此时应主张“缺乏故意要件”而非“过失抗辩”。
第二,对实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若污染事故的发生完全超出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则不构成过失犯罪。应重点审查行为人的专业背景、培训经历、行业惯例是否使其“应当预见”损害后果。若行为人已按环保要求安装治污设施、设备故障完全出乎意料,则应主张“属于意外事件,不具备预见可能性”。格某甲、格某乙污染环境案中,法院认为“管道破裂系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并非出于被告人故意或者过失”,判决无罪。
第三,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过失污染环境案件的因果关系证明难度远高于故意案件。在多源污染、累积性污染案件中,可主张“不能排除其他污染源的介入”,从而切断因果链条。若控方无法证明“排他性因果关系”,则应作存疑处理。
(四)辩护律师的实务立场
虽然本书在学术立场上采取了混合罪过说,但从辩护实务的角度,辩护律师应当坚持“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本罪”的立场。
《刑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第三百三十八条通篇未出现“过失”二字。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不应通过对“结果型入罪”的扩张解释来创设过失犯的处罚依据。2019年座谈会纪要虽非法源,但其明确本罪可以成立未遂——而只有故意犯罪才存在未遂形态,纪要实质上已将本罪定位于故意犯罪。若承认过失可以构成本罪,控方的证明负担将大幅降低——只需证明行为人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即可完成主观要件的证明,这将使辩方失去“主观故意不成立”这一重要出罪路径。从维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辩护律师不应主动承认“过失入罪”的正当性。
(五)辩护策略指引
行为型入罪情形:辩护律师应主张本罪系故意犯罪,行为型入罪不适用过失,过失犯不处罚危险。若故意不成立,应作无罪处理,不存在“降格为过失”的空间。
结果型入罪情形:辩护律师应从三个维度抗辩——审查行为人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文化程度、从业经历、培训记录——若不具有认知能力,则不具备预见可能性);审查因果关系是否断裂(多源污染、其他介入因素——不能排除其他原因的,应作存疑处理);审查损害后果是否直接归因于行为人(是否因历史遗留污染、他人同期排污等原因造成)。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过失,也应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若污染系因管道破裂、设备故障、极端天气等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且行为人已履行法定的污染防治义务,则应依据《刑法》第十六条主张属于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
【本节要点提炼】
· “过失入罪”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并非主流裁判立场。绝大多数案件以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认定。
· 过失入罪的理论空间仅可能存在于结果型入罪情形(财产损失30万以上、水源中断等),绝不适用于行为型入罪情形(危废3吨、超标3/10倍、逃避监管、监测造假等)。
· 过失入罪须同时满足三项严格要件:对“违反国家规定”具有故意、对实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缺一则不能入罪。
· 从辩护实务出发,辩护律师应坚持“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本罪”——这一立场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是维护被告人权益的最优策略。
· 应对策略:行为型入罪→主张过失不适用;结果型入罪→从预见可能性、因果关系、损害直接归因三层次抗辩;意外事件→依据《刑法》第十六条主张不构成犯罪。